“我”与五六十年代“世界文学”的关系(2)

四、洪先生新著最后一篇《1964：我们知道的莎士比亚少？》，引起了我的更多回忆。洪先生谈到，1949年到1965年，是“中国莎学”的“繁荣期”。这一时期最最热心的读者与观众中就有我。我当时真的是迷上了莎士比亚。朱生豪翻译的12卷《莎士比亚戏剧集》，我不敢说全都读了，但肯定读了一多半。看舞台上的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，银幕上的《王子复仇记》，更是如痴如迷。那时候从北大进城看戏，要乘32路公共汽车。戏散了，郊外车停了，就要从西直门走到北大，校门关了，就翻墙进校：真不知道哪里来的一股劲。

洪先生的文章里特别谈到，50年代后期对司汤达的《红与黑》和罗曼·罗兰的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的讨论。我那时候心目中的英雄，就是《红与黑》里的于连和《约翰·克里斯朵夫》的主人公，他们对个人人格力量的信仰，憎恶用强力伪善扭曲人的心灵，以及反抗绝望，都在我心上埋下了种子，影响了我一生。

一、洪先生书的第一、三篇《1954年的一篇书目》和《司汤达的教训：19世纪的幽灵》，都谈到了“欧洲19世纪文学”即欧洲文艺复兴、启蒙时代的文学，是五六十年代中国当代文学中的世界文学的主要部分，对我的影响也最大。就像洪先生介绍的很多作品，都是当年我所熟读，并为我的世界文学知识、修养垫底的。

中国诗人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艾青，外国诗人中就是洪先生总结的“两个‘斯基'”：马雅可夫斯基和伊萨可夫斯基。就像洪先生所说，对五六十年代“中国当代诗歌的观念和诗体形式产生重要影响”的，就是这两个斯基的“政治抒情诗”和“生活抒情诗”。我当时学写的，也全是这两大抒情诗体。

三、洪先生对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特别有兴趣，连写了三篇文章，这也引起了我的共鸣，并且想起了自己未能实现的“文学梦”。我从小就希望当一个“诗人”，觉得自己有诗人气质，最适合写诗。至今还记得，我入大学后，就喜欢坐在未名湖畔，看天看水，构思我的“诗”。后来到贵州，游走在山山水水之间，除画画之外，就是写诗。我准备了很多彩色笔记本，写“红色诗”“蓝色诗”和“黄色诗”，后来都成了我“文革”时的主要罪状。

最后，洪先生引述了80年代担任莎士比亚研究会会长曹禺的一段论述，说他说出了许多人的心声：莎士比亚是“屹立在高峰之上的文学巨人”，他教给我们“认识自己，开阔人的眼界，丰富人的贫乏生活，使人得到智慧，得到幸福，得到享受，倡导人懂得‘人'的价值，尊严和力量”——我想，这里传达的，也应该有洪先生的心声，也有我的心声。

打开洪先生这本《当代文学中的世界文学》新著的第一感觉：子诚兄就像鲁迅笔下打“壕堑战”的战士：“伏在壕中，有时吸烟，有时唱歌”“有时忽然向敌人开它几枪”，再埋头继续“打牌，喝酒”。我把它概括为“边玩边打”。洪先生就是平时不吭声，读书，听音乐；隔一阵就突然打一枪，出一本书。而每打一枪，每有一作，都让人惊喜不已：原来还可以有这样的学术课题，这样的新史料，这样的研究思路、眼光和见解！当大家还没有回过味来时，先生又去玩了，继续读书，听音乐——要做到这一点，需要怎样的韧性与智慧！

17日、18日整理定稿

◎钱理群

2022年8月14日起草

钱理群作为洪子诚的同时代人，两人之间有着浓厚的默契互补。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他们共同的成长记忆，也是他们多年生活和学术工作中共同的思想资源。本版特刊发钱理群教授的主旨发言（节选），以飨读者。

我和洪先生都是1956年考入北大中文系的，他读文学专业，我读新闻专业，都是在五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。因此，我读洪先生这本书时就会引起许多回忆，有许多感情、思考的投入。最后就关注到：我这个“人”的一生，与五六十年代中国当代文学里的世界文学的关系。

文章来源：《世界文学》 网址: http://www.sjwxzz.cn/zonghexinwen/2022/0902/1220.htm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