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我”与五六十年代“世界文学”的关系

六、还要说一个更加个人化的文学领域：外国儿童文学。安徒生的童话、普希金的《渔夫和金鱼的故事》都是五六十年代的中小学学生无人不知无人晓的，我也是大做其“儿童文学家梦”。在高中毕业全校演讲比赛上，我就以此为题，得了一个第一名。当时我正迷恋于苏联儿童文学家盖达尔，他所写的《铁木耳和他的伙伴》，曾风靡于50年代的中学校园。我还写了一篇有一万多字的长篇论文：《论盖达尔的创作道路》，这是平生第一次写“论文”（实际是“读书笔记”），也算是我的学术研究的开端吧。

五、另外洪先生书里提到，却没有展开论述的文学翻译与阅读，如塞万提斯的《堂吉诃德》、希腊神话、但丁《神曲》等。在我的记忆和理解里，这些在五六十年代都作为重点引入的世界文学经典，对我们那一代产生了不可忽视的深远影响。这就要作一点补充。

讲得太长了，就此打住吧。忍不住还要问一个问题：开完这次讨论会，洪先生“这一枪”就算打响了。子诚兄大概要回家“玩”去了。那么，“玩一阵”以后，他的“下一枪”，将是什么呢？

我也终于明白：莎士比亚对于我这样的“碎片化”的存在来说，就是一个“浑然天成的存在”。一个无比丰富、无比复杂的，在整体性中“包容了相互冲突的思想、情感、语言”的巨大存在。他的文学“表达了人类永恒的基本情感”，倡导“‘人'的价值，尊严与力量”：这正是我一辈子向往和追求的。

但我感到最困惑的，还是自己喜欢莎士比亚，却说不出为什么如此痴迷于他。因为他太丰富，太复杂了，不知道该怎么说他，以及他对我的影响。这一次读洪先生的书，才知道早在莎士比亚400周年纪念时，就有外国评论家说，“对莎士比亚的热爱、重视，在全世界就是超越国家、语言、意识形态界限的。”而“莎士比亚戏剧、诗歌的丰富、复杂，也为持各种哲学观点，各种政治立场的解释者，提供他们驰骋的场地。”还有这样的分析：“他的真正伟大，在于他剧中每一个主要人物，都坚强地和人性的基础相连。”

二、洪先生在《教义之外的神秘经验的承担者》中谈到了“当代文学中的法国文学”，特别介绍了五六十年代巴尔扎克、左拉、雨果、福楼拜、莫泊桑、梅里美作品的系统翻译，歌剧《茶花女》，电影《悲惨世界》《巴黎圣母院》《九三年》的演出、放映，都引起了我的许多回忆：我正是其中最积极的读者与观众之一。这里，还涉及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：我心中的世界地图里，最欣赏、怀有特殊亲切感的外国，就是“法国”。除了理性上对法国现实主义、启蒙主义的认同之外，还有我在精神气质上与“法国浪漫主义”的相通——这也只是我的一个直觉，是说不清楚的，就不说了吧。

下面，我就按照洪先生书中讨论的顺序，一一道来。

而在五六十年代，哈姆雷特怀疑主义精神，一直是思想改造的对象，我和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身上的“哈姆雷特气”也因此处于被压抑的状态。可以说直到1980年代末，我才重新唤起了自己身上堂吉诃德和哈姆雷特双重气质，并注意到屠格涅夫的那篇《哈姆雷特与堂吉诃德》，开始认真思考、研究世界文学史、知识分子精神史上的两大不朽典型，并把它转化为自己的生命命题，成了1980年代末生命自救自赎的需要，写出了《丰富的痛苦——堂吉诃德和哈姆雷特的东移》一书。我也更清楚地认识与把握了自己：我这一生就是存在于“哈姆雷特式”与“堂吉诃德式”两种存在方式的互补、矛盾与冲突之中：这可能也是更本质、更本性的自我。

读洪先生的书，我的回忆与思考集中到一点：我作为那个时代的年轻读者，究竟是如何阅读、接受这些中国当代文学、思想、文化语境下的世界文学的？受到怎样的熏陶，以至于影响到我的一生。也就是说，今天的“我”与五六十年代接受的世界文学有什么关系？

首先自然是塞万提斯的《堂吉诃德》。我是1956、1957年在北大读书时，同时接触到莎士比亚的《哈姆雷特》与塞万提斯的《堂吉诃德》的。说实话，当时对我最有吸引力的是堂吉诃德。到80年代末，我在反思自己的人生道路时，更是强烈地反省到自己这一代人身上的“堂吉诃德气”，并有这样的醒悟：“不知道后人将怎样观察、评价我们这一代人；作为当事人，我想提醒人们注意：我们的青少年时代，是生活在一个封闭的，却又充满了理想、信仰、浪漫精神，制造乌托邦的时代文化氛围里的一代人，常常具有堂吉诃德气质，执迷于一种幻觉——一个绝对的，纯粹的真、善、美的理想世界，不惜为之付出一切代价。”

文章来源：《世界文学》 网址: http://www.sjwxzz.cn/zonghexinwen/2022/0902/1220.html